在正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前，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是一次十分成功的革命实践，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贡献。
八条隆孟前掲書 七十五頁。而这是因为他将马列主义阶级国家论的基本观点破天荒地引入了国体概念史之中。
[87] 但由于日本新宪法确立了国民主权的原理，为此，无论是穗积式的国体概念还是美浓部式的国体概念，均失去了宪法规范上的根基。而新近的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明确地将民主和法治这两个现代宪法原理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更是验证了这一点。当时的日本正因西方列强势力的渗入而陷入深重的国家危机，会泽在该书开篇就连续以《国体》为题专辟上、中、下三章，其中通过借助日本建国神话等素材，对国体一词作了伦理的、文化意义上的阐述，力图塑造日本这一国家在精神层面上的主体性与一体性。需要强调的是：国体概念之所以如此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内涵往往被赋予国家统合原理的内容，为此发挥了上述的那种形成国家统合原理的功能。政体视乎时势以转移，非如国体之固定而难改。
《汉书》中有温故知新，通达国体一语，[⑥] 其中的国体表示国家状态。[81] 有关研究颇多，日本学者中的权威研究，可参见：野田良之他編前掲書二五九ページ以下。这种承载了私法自治精神的预算参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纳为预算权规范化的私法进路。
(一)预算权的规范化进路 现代预算法治发展历程表明，预算公开制度的产生首先在于强化对政府预算权的控制，预算权主要在公法范畴内(如议会、政府)予以配置，预算权的规范化可归纳为一种强调控权性的公法进路。另一方面，在立法层面，我国《宪法》、《立法法》、《预算法》等法规对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渠道规定得过于抽象、模糊，政府也并未真正产生与社会公众分享预算信息和预算权力的意愿，社会公众难以对政府预算公开进行有效的参与和监督。但是，这种预算参与仍处于初级层次：一方面，大部分社会组织参与仅局限于预算编制阶段，而在预算审议、执行以及审计阶段，其作用仍受到很大限制，并且上述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团体对预算公开的推进也仅为一种事后的监督和评价，如何创造条件发挥社会组织的预算参与和监督作用仍是重大难题。第三，其他社会主体预算参与乏力。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组织预算参与仍受到较大限制，公众难以通过创设预算组织的形式进行预算参与和监督。首先，代议主体对预算公开的监督控制。
其次，行政主体对预算公开的内部监督。参考国外立法经验，例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32条第1款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公民享有直接或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项目研究小组多年来从事我国各省预算透明度的调研评估。现代法治国家预算权规范化的发展先后诞生公法进路和私法进路，但当前中国预算权的配置与监督在两条进路上都面临着一些困难。
对此，社会舆论普遍呼吁审计机关要对预算公开信息进行审计调查，但由于现行《预算法》、《审计法》缺乏对审计机关权力行使的激励，而且我国审计机关的独立性较差，导致我国的审计监督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xliii]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著：《财政透明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整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xxii]例如由深圳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长期致力于推动我国预算公开。公共财政主要源于纳税人缴纳的赋税，政府通过合理利用纳税人让渡的部分私人财产权，为纳税人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xlv]陈刚：《宪法化的税法学与纳税者基本权——代译者序》，载[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例如，我国当前的预算公开实践，除浙江温岭等地区的地方人大在预算公开中起到了一定的实质性作用外，其它的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对于政府预算公开的推进还只是被动的、有限的、形式性的参与而已。
[xxiii]中国预算公开法治化的实践必须遵循预算公开法治化一般规律、合理利用转型期我国既有的民主资源以及认真对待财政分权体制下纵向政府间事权存在差异配置[xxiv]的基础上，同时激发公法进路与私法进路两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地方(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预算公开可利用私法进路上已呈现的契机，以协商民主为基础将预算权规范化的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xxv]从而化解预算权规范化外部困境中(即私法进路)的难题，进而将推进社会公众的预算参与作为实现预算公开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一种改善预算权体系并能复兴公法进路的重要手段。[xli]这种现象已在某些地方政府出现：2002年1月，湖南省沅陵县预算案遭否决，4个月后加开人代会，才获批准。
我国预算权规范化的私法进路与公法进路之间将呈现出的倒逼式逻辑关系，应是我国预算公开的法治化设计须遵循的理论认知。[xlvii]因此，当前我国预算公开法治化的努力不能简单地设想将保障预算公开的机制(如人大预算监督机制)予以立法硬化，否则预算公开的推进将陷入立法需求硬化不足和实施效力软化的两难境地。我国预算公开制度的本土化设计也正好反映了这一特点。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如日本通过颁布《信息公开法》和《行政事件诉讼法》形成了对政府预算权力的自我制约，当政府作出拒绝公开的决定时，公民主体除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外，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从而保障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合法性与合理性。[x]于是，公共预算不仅是政府资源配置的简单技术工具，而且成为落实公民权、实现民主治理以及塑造公共生活、国家制度及二者关联文化建构的重要手段。1．预算参与适格主体的建构 地方政府为了更好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必须与社会主体进行预算协商，即社会公众必须以某种方式选定如何集体地和个人地使用其资源，必须决定政府财政预算的适度规模，以及财政预算组成项目
宪法监督之类提法不是中国独有，法国宪法有共和国总统监督宪法的遵守的规定。3.从当代新兴法治国家的情况看，各国宪法适用模式选择的基本趋势是多样化，不存在所有国家都必须无条件追随的所谓主流模式。
第二，应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违反宪法的行为的监督。三、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效用 实事求是地来看，中国的宪法保障制度在实践起到了一些效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5.类似的宪法解释或判例完全不可能，判了白判，不可能有任何约束力，除非中国改成权力分立、制约平衡体制。所谓评价作用，是指有关宪法保障制度的法律规范对有关宪法主体的行为是否合宪起到了评价和判断标准的作用。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违宪审查 合宪性审查 。一、违宪审查概说 （一）根本内容相同的不同说法 ●普通法院审查制下称judicial review。在现有的宪法监督制度中，规范立法活动的法律对违宪审查制度有所充实。会议要求，要推动宪法在全社会的贯彻实施，进一步研究制定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措施。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判决书基本原文抄录了这段话。（2）明确规定了以宪法为最高法的法律等级体系，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现有的宪法规范体系强调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明确了不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等级体系，规定了违反宪法规范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鲜明地表达了将宪法作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目标和趋势，这对树立宪法权威、培养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要形成保障宪法实施的良好法制氛围，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这一作用尤其体现在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宪法意识的提高上。同年齐玉苓被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但陈晓琪冒领了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市商业学校报到就读。
宪法第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5.既然各国都会适应自身情况发展自己的宪法适用模式，那么在宪法适用方面，一个国家就首先要尽全力开发自己的制度资源。对此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因原告受侵犯的是受教育权，似乎对应该依据什么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审理拿不准，于是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后者于2001年8月13日公布了法释［2001］25号批复，宣布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对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更具有操作性。宪法学界有将其简化为宪法监督（ constitution supervision。
（二）其它法律根据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律根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7条，《立法法》第88条、第90条、第91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简称《监督法》）第28条等。与上述情况相对应，我国宪法监督体制有一个主体不够明确和责任过于分散的问题。
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1]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2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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